文：沈睿

（作者介绍： 学者、诗人，美国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证书、比较文学博士。现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

1976年7月27日，唐山大地震的前日，盛夏酷热。我和七八个同学打好行李，搭车到了顺义县城。在县城，我们背上行李，向30多公里外的一个山村行军。

我们是高中最后一年级的学生。这是我们中学时代最后一个暑假。半年后我们就要毕业了。毕业后的方向似乎只有一个：下乡插队。我向几个同学提议暑期去山区做社会调查，调查山区农民生活。我的提议居然被几个同学响应了。也许我们都觉得所谓的社会调查，就好像是下乡旅行。我们都为集体活动兴奋不已。所以放暑假两三个星期后，我们就出发了。
 
如今回忆起来，事情好像那么简单。事实也的确那么简单。我们还在文革之中，虽然已近尾声，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在革命的尾巴里。我们没有预见到毛泽东和他的时代都很快就会过去。我们成长在文化革命时代。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上小学一年级。时代造就了我们。一个没有老师参与的社会调查就由几个学生自己决定了。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当时顺义县委书记。几个电话后，目的地就找好了。
 
那天晴空万里，热不堪言。我们自愿不再坐公共汽车，走着到山区去。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种自找苦吃的大行军。七月骄阳。我是坚持走着去的人之一。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意志的锻炼。那天，我正好是第一天来月经，小腹揪扭着痛，腰酸腿软，难受得直想趴下。可是，“时代不同了，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我咬着牙，精神昂扬地走在前面。
 
我成长在相信男女都一样的时代。报纸上，广播里，课本上我们学习的都是男女平等的理论。具体怎样男女平等，在那个时代看来，平等就是一样，就是女性也可以做通常是男性做的工作，就是女性具有通常认为是男性的性格，就是女性也穿男性的服装。男女一样，就是我们理解的男女平等。
 
在这种时代成长，我天然地相信男女平等。在任何事情上，我都没有认为自己比男孩子差。而事实上，我几乎比我认识的任何男孩子都强。那天的行军，就是我自强的证明。我不但可以跟男孩子一样行军，还可以比他们更吃苦，更有毅力和顽强。
 
那晚我们留宿在燕山脚下的一个乡村。我们的目的地第二天才能到。第二天的黎明就是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在地动山摇的刹那，我以为是山上的水库决堤了。我感到从地下滚滚涌来的像洪流奔涌的波动。在黎明的微光中，我被地动山摇摇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短暂，来不及想。等意识到是地震时，地震已经停止了。住在不同的老乡家的同学们大声地彼此呼唤，跑来聚集在一起。哪里地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
 
那还是电视时代之前。我们这七八个同学里还没有一家有电视。何况在一个无名的小山村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我们对外界一无所知。我们却没有犹豫，坚持继续向小山村行进。我们都年轻，我们都被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燃烧着。
 
又走了整整一天，傍晚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胶皮的月经带已经把我的大腿内侧都磨破了，疼痛难忍。但我没有吭一声。我为自己自豪，觉得自己比坚强本身还坚强。
 
今天回忆起来，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象征意义。那就是我们那一代人成长的缩影。相信男女都一样。就是女孩子也有一个强烈的、坚强的自我：像一个想像中的出色的男孩子一样。
 
在这种意识形态里长大的我，1978年3月上了大学，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期间，我交了第一个男朋友，和他有了第一次性经验。就在毕业前夕，我突然发现了他的欺骗和背叛。在震惊与恐惧之中，我决定和他分手，却没有分手成。他的父母来到学校恳请我原谅他。我哭着给父母写信，不知该怎样做好。我的父母来信也说应该原谅他，因为一个男孩子花心并非不正常。他的父母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还不到二十三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从来都是一个好女孩。我同时为自己不再是处女感到恐惧。我原谅了他。
 
这个痛苦的经历让我开始怀疑“男女平等”这个信条。那个时候，1981到1982年之交，一代人都突然接受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都在大谈理想的幻灭。与我生活和经历相关的幻灭却是极为具体的：男女不一样。一个女孩子结婚前要是处女，而一个男孩子却没有多大关系。我站在恐惧与羞辱中不知所措。大学毕业5个月，就结婚了。一年后，孩子就出生了。从此我的生活如同千万个中国城市女性一样，不但要天天上班，还要带孩子，做家务。我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方式。我身边的每个女性都是这样生活的。
 
但是，这种生活让我喘不过气来。有什么东西一直压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生活的重负。那是一个女人的生活的重负。在办公室里我要同其他男性一样，没有人因为我是女人而原谅我工作失职。在家里我要带孩子，做家务。丈夫并非不帮忙。可是他只是帮忙的，主责天然是我的。每天从孩子一睁眼，到孩子睡觉，我忙得根本没有功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天早上，我骑车先送孩子到幼儿园，然后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看我，我不知所以然。直到有一个人大声地冲我喊，“你脸上怎么了？”我停下车，摸摸自己的脸，看到手套上全是面霜，才明白我忙得把擦脸油放在脸上但是没顾得抹在脸上。
 
我很想继续上学，去读研究生。可是我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我的善良的婆母对我说，“你干吗要读书呢？你能读出什么来呢？你有丈夫儿子，你丈夫读书不就很好了吗？”婆母为自己的儿子自豪，因为丈夫很会读书。大学毕业的时候，由于那件背叛之事在当时的社会学校环境中被认为是道德问题，他被留校、留团察看，后来回湖北的一个师专工作。我们结婚三年后，他来北京在《诗刊》借调上班。他是诗人，读书是他的天职。我是女人，虽然我也一样大学毕业，但是，我的“天职”是作妻子和母亲。为了给他时间和空间看书写作，多少个周日的下午，我带着孩子去景山公园里的儿童游戏场。我甚至不能和女伴一起玩。如果我的女伴来了，他就会嘟嘟囔囔，抱怨我们谈话没有水平，浪费时间。我后来干脆不邀任何女伴来玩，省事。如果我要出去和女伴玩，他就会在我出去前抱怨不停。一次我和女诗人童蔚约好下午见面。他整个上午就不高兴，在我出门前跟我大吵一架，结果我就没去成。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我无法通知童蔚，害得童蔚在王府井大街白等我一场。
 
那个时代，报纸上也时时刻刻在宣传男人为四化做贡献，女人为男人的成功做贡献，当好贤内助。记得有个电影叫《乡恋》什么的，其中的女主人公在电影中只说一句话。她对她的丈夫说，“我随你。”报纸一片欢呼，认为这是中国妇女的楷模。
 
可是，我还想上学。1987年冬天，我没有让单位知道，偷偷地报考了北师大的研究生。考试是过完春节后的二月份。可他邀请了他的全家来北京过春节。理由是我们刚刚有了一间房子，他的父母还从来没来过北京。我请求他说，“能不能明年再请你的家人来，今年我要复习功课。”他没把我要考试的事情当回事。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四口与我们三口人住在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里过年。我哪里有可能看书？更糟糕的是我又怀孕了。我担心如果告诉单位，单位会因为我破坏了计划生育指标而生气，所以我一个人骑车去宣武医院做了人流产，又一个人骑车回家，一天之后就上班了，没有向单位请假。丈夫没有送我，也没有接我。对他来说，看书比送我接我去做人流要重要得多。我研究生没有考上。他得意地说，“我就知道你考不上。”
 
我们那时住在北京琉璃厂旁边的一幢古老的房子里。我们的隔壁邻居是一对工人夫妇。妻子是一个善良热心的人。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她给我很多指点。搬来不久，听到他们吵架。听到妻子在楼道里尖叫着乱跑。我听着听着，忍不住了，出去拉架。看到妻子血流满面，血滴答着，溅在她的鞋袜上。那个丈夫跳着脚地又打又骂，骂自己的老婆是“二婚头。”原来他们都是第二次结婚。我忍不住抗议，“你不是也是第二次结婚，凭哪条骂她？”他却自得地说，“男人结多少次婚都没有关系，女人让人破了身，还有谁愿意要？我要她就不错了。”
 
现实生活和我所相信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相差如此之远。我不知该怎样解释这一切。我只恨自己生为女人。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读书和写作。我写的东西常常被丈夫讥笑。一次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他看了后，嘲笑我说，“写得比卡夫卡差远了。”平凡的生活把人的梦想都磨灭了。暴力居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深深耻辱。一次丈夫把我珍藏的毛泽东的像章，不经我同意就送给一个外国留学生，我不高兴，从那个留学生的中国女朋友家出来，我抱怨此事。他在大街上再次大打出手，我的鬓角至今还有一个伤疤。这种暴力，居然成为我生活的经常的一部分。
 
1992年的春天，英国汉学家艾华来北京做研究，住在民族饭店。我对艾华和她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是一个汉学家。那时丈夫已去了英国，就介绍艾华来找我。
 
艾华来了，她说她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我的家那时在西单大街路北的白庙胡同，离民族饭店很近，所以艾华天天都过来，我们就整日地聊来谈去的。慢慢地我看到艾华在做的事情。比如她喜欢收集报亭里的各种杂志，特别是那些俗里俗气的带女性封面的杂志。我不明白她在做什么，问，“这些难道也是你做研究的材料吗？”艾华点头，解释说她正在写一本书，关于中国的性别构建，特别是解放后的性别构建过程。我听了，不知道艾华在说些什么，只是点头，表示尊重。我那时以为研究是很神圣的，不明白那些通俗杂志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
 
艾华跟我谈得更多的是生活本身，比如孩子、家庭和男人等等。艾华比我年长几岁，没有结婚，和一个男朋友住在一起，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正努力创造第二个孩子。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西方的女学者天天泡在一起。我观察她，对她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好奇。
 
我对她没结婚并不觉得有什么新鲜的，因为那时我已经从报纸杂志上得知，西方的很多女性都是不结婚的。我的几个美国来的英文老师也都没有结婚，所以我误以为西方人不结婚是正常的。所以跟艾华谈及婚姻的时候，我就说到这个。艾华大笑，纠正我说，“不是的，西方的主流社会女性也是以结婚为主的。大多数女性还是选择结婚的。”我听了后觉得很奇怪，“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结婚呢？”艾华听了我的问题，变得严肃起来，说，“任何男女在一起都会构成一个权力关系。任何一种权力关系都不会是真正平等的。我追求真正的平等，所以选择不结婚。”
 
我听了，愣在那里了，“权力关系？男女在一起一定会有权力关系吗？”我不明白。“当然。其实任何人在一起都有一定的权力关系，比如家长和孩子，丈夫和妻子等等，都构成权力关系。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 几乎无处不在。”
 
艾华的几句话震动了我。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夫妻或男女的关系，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艾华走后，那晚，我一个人久久地沉浸在艾华的话引起的震动之中，我觉得艾华说得那么对，可我怎么从来就没想过呢？我那时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在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里作编辑，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可是从来还没有人能用一句话把我一生感觉到的东西，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权力的不平等，说得这么清楚。
 
艾华第二天来了。我们继续聊天，我穷追不舍，不停地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想法是哪里来的？”艾华谈到女权主义运动和思潮，还说到福柯。对女权主义我略有所知。1989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玛丽·伊格尔顿编选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北京大学也于1992年出版了一本由张京媛编选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两本书我都有，也读了，可是没有读懂。前者翻译的是一些短篇的文章，是直接从英文的一个选集翻译过来的，文章虽短，我看了，很多都不明白。后者是张京媛自己编选的理论文章，有的翻译得很出色，也容易懂，比如埃莱娜·西苏的文章《美杜莎的笑声》，我读过很多遍，明白她号召女性拿起笔来写作，可是，她的诗意的语言，破碎的句子，还是让我如坠漫天大雾之中，不明白她到底要做什么。她把女性的身体说成是黑色的大陆等等，也让我觉得神秘而不可解说。因为我已经从好几位中国女诗人的作品中看到黑色的大陆之类的比喻女性身体的东西。而我觉得如果女性的身体和精神是黑色的大陆，这种自我强调的与男性不同反而进一步把女性神秘化。我对神秘化女性，不太以为然。
 
1992年前，中国大概只出版过这样两本女性主义的书。我读过，却没有读懂。我那时遇到不明白的理论，就想自己大概天生不是学理论的脑袋。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女人，大概感情丰富，理性不足。那时，丈夫多次对我说，“你是哲学的天敌，永远也不会理解理论。”我相信他，我天生就不是理论的材料。我看不懂理论。
 
我对艾华说自己对女权主义理论感到害怕，因为我读不懂。再说，女权主义有什么用呢？中国女性不是已经很有权了吗，难道还需要更多的权吗？艾华对我说的，并没有表示不赞成。她只是问我读过什么。我期期艾艾地谈到这两本书，并把他们从书柜拿出来给艾华看。艾华看了看，说，“你应该多读一些，仅仅凭这两本书，还是不够理解女权主义，我会给你寄一些书，希望能对你有用。”
 
几年后当我读过一些女权主义理论书后，我才意识艾华当时的平静是多么可贵。而我当时是多么的无知。无知者无畏。因为无知，我就敢说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无用。艾华说的女权主义那么清楚易懂，就是我的生活和感觉。可是，在接触女权主义之前，我一直以为理论是抽象的，与生活现实没有关系的。好像任何与生活有关的东西都不会高贵地成为理论。而艾华的话，她所阐释的理论，像一副眼镜，用这副眼镜，我突然看清了现实，看清了我自己的生活。这副眼镜，艾华只是给我看了一眼，我想知道更多，更多；我想获得这副眼镜，我渴望学习这种理论。
 
1993年春，艾华又来了，说她的书已经基本写好了，再来核实资料。我还是不太清楚艾华到底写了什么书。1997年艾华的书《中国的妇女与性：1949年以来关于女性性行为和社会性别的统治话语》出来后，我那时已经在美国，一个下午就把她的书读完了，我才知道她来中国到底是做什么来的！原来是这样的一本书！《二十一世纪》杂志于2005年2月号专门刊登了书评介绍这本书。而我那个下午读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把书放下，一个人抿嘴微笑，意识到自己走了多么长的一条路才到达艾华的书。
 
1994年的秋天，我把十一岁的儿子留在国内，一个人向美国飞去，去留学。第一个学期我选的课全是与女权主义有关的：“女权主义理论与发展史”，“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阅读。”妇女研究系的主任问，“你为什么要学女权主义？”“我回答说，“因为我是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好姐妹。我想理解为什么我成为这样的女人。我想理解女人。”
 
就是从贝蒂·弗里丹的《无法命名的问题》一文读起，我进入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进入的领域：理论。我后来在1997年给朋友林木的一首诗歌中这样写到自己来美之后对理论的发现：
 
我的书架上——来美三年我有了三个书架——排满了不整整齐齐的书：女权主义理论，文学理论，电影理论，理论——
 
我泡在理论中。生平头一次觉得理论比很多小说好看，有时也比诗歌耐读。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次开玩笑，丈夫说我是“哲学的天敌。”因为，女人没有理论的脑子。沈睿的头脑不是理论的头脑。我有点恼怒，又觉得他也许说的对。
 
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我可以读懂理论书，从小到大，到我三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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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读女权主义。我知道女权主义在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