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青松  

 和当代艺术混乱、暧昧的自身悖谬属性相关，女性艺术在中国的艺术和价值判断依旧晦涩。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认知一直自欺欺人，自上而下赐惠的性别平等的社会意识并未树立起自然、自尊的女性主体意识，反而以貌似岸然的面具遮蔽了基于人性本身状态的女性个体存在，甚而扭曲女性自身对自身状态的理性认知。与此相应，对女性艺术的认识，或者不知其存在的意义何为，或者因发现若干女性艺术作品的小情调而大为喝彩，却不能深入到人的存在意义层面，在生存论的基础上理解女性艺术，判断它真正的价值属性以及当下意义。一个清醒的创作女性艺术的女性艺术家，不仅仅要反抗（疏离、分立、异在）男性权力社会和男性经典艺术，而且还要反对自身，去除外衣上的晦暗或者浮华。

女权主义观念乃至女性主义艺术都舶自西方，于暗夜之中撕裂一丝缝隙，降光明于泥淖之地。然而，如何凿大透光的墙缝，使光成其为真理之光，不为中国自有之国情所惑，及至化西成己，却需要极大的勇气。

《秃头歌女》本是法国的一出荒诞戏剧，许是中国当下的荒诞无稽更胜一筹，拿来改为“秃头戈女”用作女性艺术的展览，就别有了一种会心的智性，却也带着几分悲情。这悲痛源自当下每日发生的活生生的现实，不仅女性，而是人，需要操戈，需要战斗。因此需要艺术家拥有极大的勇气，方能撕裂这坚硬的黑暗。

三位女性艺术家勇敢地站了出来：李心沫，肖鲁，蓝镜。

女性主义艺术建基于性别差异的社会历史与现实，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确立和强化自身的合法性。这种关于社会建构历史差异的认识论戳穿了现实的华丽，穿透了身体生理物性差异的浅表。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以社会作为形式就能使女性艺术深刻起来，相反身体并不肤浅，维特根斯坦有言：“身体是人类灵魂的图景。”身体在太长的历史和场所中被熟视无睹，正是因为肉身没有灵魂附体，更没有灵魂的苏醒。而在觉醒的女性意识中，身体是最基本的独立的物性所在，也会在下意识中最直接地被心灵倚重。因此，身体成为最为直接的入口，连接她被观看的历史和当下自我正义的实践。

身体艺术因此与女性艺术有着太多的交集，也成为女性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秃头戈女”展览中三位艺术家的创作无论是行为、装置，还是传统的绘画形式，也都与身体的体验和实践有关。

肖鲁在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打出“最后一枪”一举成名。那件关于爱情主题的《对话》装置作品，在两个有着性别形象象征差异的电话亭之间是一个断线的电话机。但是仅此意义与形象之间的关联不能满足肖鲁的情感表达期待，她接受了一个老师的建议，认为应该有外力介入其中，需要破一破作品的完整。她借到一把抢，在展览现场勇敢地发射出去。她却无法预设结果，展览因此被暂时关停，更为重要的是，枪声似乎隐喻了半年之后一个时代的终结时刻。如果只是原来那件《对话》的装置，它可能早已湮没，但是当肖鲁的身体介入其中，那个勇敢的躯体挺身而出和打枪的行为，最终成就了肖鲁和《对话》在当代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对话似乎永远无法联通，枪声以及打枪的动作却成为永恒。当十五年后肖鲁从国外回来，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当年在中国美术馆那勇敢的一枪，她将此延续到今天的作品中，还是那个挺身而出的英姿，连打十五枪，一年一枪，与过往对“对话”的幻想告别。

身体的方式却进行下去，并且延伸出其他的物质想象，确定为一种人生态度。肖鲁在　《婚》作品中，以自己嫁给自己的形式，将婚礼这一人生最庄严的时刻掷入虚空，虽伴以公众的狂欢，极尽了身体的荣耀。这是对自己十五年没有灵魂的身体的告别，对虽然孤独却能自主的身体的自信和承诺。《精子》作品中向男性征集精子的勇气就来自这样的自信，几乎是惊世骇俗地挑战了世俗伦理。精子表征着生命的缘起和身体的尊严，在公众伦理中，它自然不能任意地给予，而要与私人的承诺和亲情相关。然而在一个混乱不堪的无道德时代，如今天的世相中，身体的尊严可能属于奢谈。肖鲁几乎挑战了所有男性身体和心理的底线，测试他们对身体自尊的程度。当尴尬弥漫在现场，肖鲁也许只是在瞬间体验了一下快感。她以身体和社会脱位的形式，戏谑身体的社会仪式，获得了心灵的快感，并且嘲讽消费社会中神圣仪式价值的虚空。在未来她需要跨越这种性征的对立，在正常的交流中还自身以真正的信任。但是面对一个虚假繁荣的社会，肖鲁向男性身体的逼问却呈现了异乎寻常的现实力量。

李心沫具有异乎寻常的观念敏感，她曾经有着非常优秀的传统笔墨修养和能力，但是当她在反思中唤醒了自己，就迅速转换观念介入到当代艺术中。她勇于实践，始终以自己的人生拷问参与创作。

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并不只是在言说一种跨界的形式表述，更重要在于艺术以什么样的立场存在于社会。宣教、媚俗和玩世艺术都是表述社会问题，但是它们一直处于价值真空，忽略了人在世间的真实处境。艺术的追求从来都是充满艰辛的，只有认真生活的人才能体会到它的真义其实是人生的艰辛。现实并不完美，而人一定要追寻理想世界，这个没有止境的征途充满了悖谬、悲情与荒唐。享乐、自私、专制的人可以无视现实，演绎虚假的繁荣，一个真诚的思想者却不可以，因为有一个先验的人的尊严设定的良心尺度横在那里。在号称盛世的社会里，装傻也无人指责，可是这对于一个自我苛求的思想者来说却是在侮辱自身。她必须发言，必须大喊。李心沫让那些金矿中备受摧残的幸存者进入艺术，用他们干裂却揪人心肺的声音，以及漠然无望的表情。她让那个年纪轻轻就被罪恶永远推入另一个世界的女孩的灵魂，在自己的身体艺术中复活，以惊异的死亡场景的真实还原重重叩击旁观的心门。从《新开河之死》到《一场告别的仪式》，李心沫用自己的身体穿越人与自然的困境，直面死亡的宿命，超真实地呈现了人类存在的物质与精神危机。向大众沉默勇敢发言的艺术，确立了自身在社会中的立场，它的基本价值在于独立。创作中的艺术社会学方法并非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分析，而是表达人的精神立场的价值判断。在这里，女性和身体都作为一种方法，承担了艺术与人的高贵价值。

性别差异中的不平等是女性艺术关注问题的起点，因此要打破沉默，进而强调自身，同时也意味着与彼方对立。女性艺术的这种状态和阶段在中国当代依然是有效的，不均衡的现实在都市物质世界里可能趋向模糊，但是它在漫无边际的城乡结合部、蜗居、矿井、盲山、午夜世界里的裂痕却清晰而深刻。女性身份的边缘性不止于自身，还在于它与一切边缘的身份同在，共同捍卫人之存在的尊严。由此，李心沫能够让主观意志的身体从边缘之处打破沉默，发出少数人的声音。发音的场所从生命到生态、社会和国民政治，在她看来这些都是自己身体的内容。身体在李心沫的艺术中是观念和语言的承载者，能最直接地感受到精神和物理的伤害。李心沫的勇气在于她不惜扩大自己身体上的伤害痕迹，使之在艺术中再度亲临伤害，她相信只有身体切痛才能唤起世间的痛苦。所以她的身体总是在精神废墟之中生成，处身于糟糕的自然和人文困境，这自然挑战了那些以身体审美为趣的麻木看客。这是李心沫的身体艺术不同于消费征候的肉欲身体之处。

尼采—福柯以来的身体转向改变了柏拉图—笛卡尔以来的主体、理性和知识专制，身体及其代表的感性、欲望、冲动主导了其后的人性哲学的发展，并对当代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今天的问题又在于，身体对大脑的暴动之后，人类获得了肉体解放，同时也告别了理性和神性。张扬的欲望和肉身满足之后是精神的溃败，肉体沉重而灵魂轻飘。李心沫对此深有警醒，因为灵肉二分一直主宰着西方的本体论认知，才导致了身体和灵魂的交替溃败。心灵本质是涉身的，正是从身体中产生了原初的各种细节或混沌体验，由此在可知和神秘的道路上创造了理性和神性。身体是灵魂言说的场所。面对肉身结构的软现实世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重返灵魂的故乡，还要反思灵魂与身体轮番征战、无休无止的话语方式。新的身体转向呼唤身体与灵魂的同在，以此拯救沦落的消费肉身。李心沫在艺术中实践了这样的新思考，这源自后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在她一贯对正义、民主、平等价值理念的追求中。《写在水中的爱情诗》的行为作品，更是超越了以往的现实直呈的言说方式，虽依然慨叹情感在现实的飘逝，却不掩盖对未来的期许。

相比肖鲁和李心沫，蓝镜的女性主体意识更为自在。多年的异国生活和文化熏陶，使得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大大超前于国人的状态。这样一个她者的回看的视角，却几乎与她无关，而是在观者的比较中产生意义。她并不纠结于过往或者环境中的自然和社会叙事，而是真正关注自己的身体快乐。以身体为中心的自豪情感，以及在性别差异中的优越意识，清晰地划定了与本土女性艺术的距离。她的发声只为本能需要，她重视私人身体的快乐和愉悦。蓝镜是身体写作的最早实践者之一，她以这种方式颠覆和反叛了过去的主题式写作和反映式写作。她重视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张扬，和对人的存在的身体性的肯定。私人身体的愉悦并不意味着它属于地下的秘密，蓝镜把身体写作的公众争论呈现为视觉方式，使文字与图像交汇在一起互为参阅，表达心灵坦荡的快乐。另外的油画作品中，她自然呈现了自己人生的变迁和身体、心理的变化过程，自我审美的本质是对真实的自主确认，而不是作为男性的他者。相反，她把艺术中的他者置于历史中女性被观看的位置，在颠覆阅读惯性的荒诞中强化了主体的自由存在。

精神与纯粹的身体快乐在蓝镜的艺术中达到了同一的境地，这正是蓝镜的身体写作和身体艺术与那些“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的下半身艺术的不同之处。身体快乐是与自我身份认同结合在一起的，辨认身体的快乐所在就是找到真正的自我认同。蓝镜描绘了女性艺术的美好前景，那是一个个体真正实践真实的未来。

在艺术史中，身体一直是在场的，不在场也是在场的一种方式。当代女性身体艺术是更为亲在的在场。无论是肖鲁在物理属性与生命仪式的交错中延展的身体，还是李心沫直接呈现、还原和表演的身体，或是蓝镜在颠覆他者权力观看中极度自信的身体，都是一种亲在的实践，并且承担和实践了女性的主体意识。

在中国具体语境下，女性艺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批判力量，向晦暗的现实发问。历史的牵制和消费的诱身却使得身体艺术呈现了过多的经济和文化景观，而缺乏政治学的视野。在以后极权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结合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当下社会，对身体的消费成为了一种时尚。主体依旧虚无，过去是道德和阶级的献身伦理，今日是消费自身的献身伦理。所谓消费自由的代价是政治自由的丧失，迷失的身体自控权成为身体觉醒首先要面对的敌人。如何把握和自控身体就作为人在当下独立存在的重要问题被提出来。在身体艺术的实践中，迫切需要强调独立的女性意识，以此挽回和强调在中国现实语境中依然有效的政治学视野，如“秃头戈女”展览的命名所强调的操戈的必要意义一样。